原标题：【边疆时空】孟根仓 陈红 “城牧互动社区”：内蒙古城市—牧区二元社会的时空压缩

  博士、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历史背景和文化、俄罗斯西伯利亚民族学。

  博士、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牧区研究。

  摘 要：目前，随着内蒙古牧区城镇化进程加快，上个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牧区社区”概念已经没办法充分解释、归纳牧区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文化新现象。“牧区社区”主要是在传统社会学视野下的城市—牧区（乡村）二元论范畴内探讨内蒙古牧区社会文化现象。本文质疑“牧区社区”，并提出新的“城牧互动社区”的概念，即“畜牧业+定居+城镇化=城牧互动社区”。与传统的城市—牧区之间的空间转换不同，在牧区城镇化的背景下，基于现代通讯设备（互联网、物联网）和交通工具，社区的时间与地理空间被高度压缩。目前，“城牧互动社区”正在打破城市—牧区二元论，呈现出统筹城镇—牧区改革发展中的新型社区形态，成为内蒙古牧区现代化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民族地区的发展及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一直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界关注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关于内蒙古地区及蒙古族牧区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占据了较大的分量。上世纪90年代初，王俊敏提出“牧区社区”的概念，即“畜牧业+散居=牧区社区”。他认为，“牧区社区”是一种全新的社区类型，与传统的“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相同，都有着社区的共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色。随后，有多部学术性的著文中开始引用“牧区社区”的概念，阐述蒙古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例如，色音的《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他提出“畜牧业+定居=牧区社区”的公式 ，并加以肯定“牧区社区”的概念在蒙古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牧区社区”一词也悄然出现在学术著文中，并被大范围的应用。但是，从其概念规定与使用情况看，其后的研究并未超越“畜牧业+定居”式的范畴。

  现今，随着内蒙古牧区城镇化进程加快，“牧区社区”的概念已不能充分解释、归纳牧民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文化新现象。“牧区社区是与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并列的一种新型社区，是以家庭为小区、以嘎查为卫星区、以苏木为中心区的层级结构。”从“牧区社区”的定义设计考虑，与牧业区域相关的此类社区由牧区家庭、牧区邻居、浩特（三五户牧民组成的居住点）、嘎查和苏木的层级组织方式直接相关。显然，在其概念范畴中忽略了城镇与牧区的互动关系，以及目前在两者之间呈现出的生活生产方式上的紧密相关性。换句话说，“牧区社区”是以社会学视野下的城市—牧区（乡村）二元论传统范畴内探讨内蒙古牧区社会文化现象。与传统的城市—牧区之间的空间转换不同，在牧区城镇化背景下，基于现代通讯设备（互联网、物联网）和交通工具，社区的时间与地理空间被高度压缩。因此，内蒙古牧区研究急需一种新的概念去解释、归纳新型的城市—牧区二元社会的时空压缩的社会文化现象。

  本文质疑社会学视野下的城市—牧区（乡村）二元论范畴内的“牧区社区”定义，并提出新的“城牧互动社区”的概念，即“畜牧业+定居+城镇化=城牧互动社区”。“城牧互动社区”是牧区牧民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连接城市与牧区的社区，也能够理解为“牧区社区+城镇化=城牧互动社区”。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德文）一书中提出，并将其定义为，“那些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是关系紧密、 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 1999年在此书中文翻译本中把community翻译为“共同体”。中文“社区”一词译自英文community。1948年在费孝通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中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以别与“地方社会”。不管community被翻译为何种形式，community所强调的是特定人群在某一地域内的相互关系形式。起初community被译为“共同体”其所要表达的应当是特定人群围绕共同利益而结成紧密关系状态。

  在内蒙古地区，因社区结构特点以及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差异，社区通常被分为“牧区社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三种。“牧区社区”主要指蒙古族牧民为主体的，从事畜牧业家庭组成的社区，具有同质性强、生产方式单一、地域较广等特征。“农村社区”是指从事农产业的农民家庭组成的社区，具有同质性强、流动性弱、血缘关系浓厚等特征。“城市社区”是指“从事非农产业，具有人口密度高、异质性强、组织架构复杂等特征的人类生活共同体”。从“牧区社区”的特征概括来看，城市与牧区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实体，从而使城市与牧区之间的时空显得完全隔离状态。正因此，“牧区社区”概念无法解释时空压缩下的城市—牧区社会文化新现象。

  本文提出新的“城牧互动社区”的概念，即“畜牧业+定居+城镇化=城牧互动社区”。与传统的城市—牧区之间的空间转换不同，在牧区城镇化背景下，基于现代通讯设备（互联网、物联网）和交通工具，牧业社区内的时间与地理空间被高度压缩。随着现代通讯设施的普及，内蒙古城市工作生活的牧民借助网络虚拟空间同在于牧区集体空间内。与此同时，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也缩短了城镇与牧区之间的地理空间，使牧民的活动空间扩大，频繁穿梭城市与牧区之间。换句话说，“城牧互动社区”居民的一部分时间是在城镇，另一部分时间在牧区，成为“城—牧两栖人”。

  “城牧互动社区”是城镇—牧区一体化趋势下的产物，其概念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打破传统城市—牧区二元论下的牧区社区结构。“城牧互动社区”是统筹城镇—牧区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社区形态，即不同于传统的“牧区社区”，也有别于“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

  周边城镇与牧区社区之间互动的频繁化是“城牧互动社区”最主要的特征。在新的“城牧互动社区”中，城镇化的牧民仍然与牧区绑在一起，形成了城市—牧区积极互动的社会文化现象。牧区城镇化是内蒙古牧区现代化的一种趋势，是“城牧互动社区”形成的前提。城镇化并非意味着牧民与牧区完全脱离。相反，目前的内蒙古牧区城镇化过程中，基于现代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社区的时间与地理空间被压缩，最终形成了“城牧互动社区”。

  笔者在巴彦诺尔市乌拉特中旗图古日格嘎查的田野中发现，自2002年该嘎查被纳入国家“退牧转移”战略实施范围后，嘎查牧民家庭减少了牲畜头数，并开始向附近的乌拉特中旗旗政府所在地海流图镇或甘其毛都口岸转移。但是，转移到城镇的牧民家庭并未抛弃原有的牧场，举家搬迁，而是这些牧民仍然与牧区绑在一起。基于现代通讯设施（微信），在异地生活的牧民通过虚拟空间同在于嘎查集体空间内，并基于机动车（汽车、摩托车）经常穿梭于城镇与嘎查之间。在现有交通条件下，牧民从牧区社区到达邻近的城镇的驾车时间也不过数十分钟到一两个小时。这种新型的城市—牧区二元社会的时空压缩促使形成周边城镇与牧区社区之间互动频繁化的现象。牧民家庭中的部分成员因种种原因（季节性牧业或照看老少）长期流动居住于城镇与牧区之间，承担起了连接城镇与牧区的互动“任务”。

  与单一畜牧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牧区社区”相比较，“城牧互动社区”具有生产方式的多元化的特征。“城牧互动社区”的多元化的生产方式大多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畜牧业生产方式不再是社区内的唯一生计方式，在牧户家庭结构中出现共同生活的亲属所从事行业的多样性；2.牧户畜群结构呈现出单一性趋向；3.收入和支出构成多样化。

  在图古日格嘎查，“城牧互动社区”的生产方式呈现出更为复杂而多元化的趋势。该嘎查部分牧民赴甘其毛都口岸城镇从事经营性商业活动，生意类型主要是从事中蒙之间的劳务中介公司，经营餐馆、服装店以及其他生活服务类的第三产业。与此同时，进城的牧民也在经营自己的草场和畜群（主要是红骆驼），并未打算完全放弃畜牧业。

  该嘎查还自发成立“图古日格戈壁骆驼协会”，开展一系列传播驼文化的活动来带动牧民增加收入。其中，以协会为平台，牧户开始发展草原红驼文化旅游业，为游客提供民俗饮食、民俗文化等特色服务。协会以家庭式旅游业为主，带动文化旅游业促进牧民收入。“届时一峰骆驼一年就能给牧民创造3万元的收入。”“协会成立以来，参加过乌拉特后旗骆驼比赛、乌拉特中旗那达慕、甘其毛都镇民族风情节等各地开展的骆驼比赛、骆驼表演活动。” 仅这一项，协会为图古日格嘎查牧民每年增加800至1000元的收入。

  另外，因目前的草场情况及使用方法决定了牧户可利用的草场已无法饲养多样的畜群。因此，牧户畜群结构呈现出单一性趋势。从图古日格戈嘎查部分牧民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构成看，牧民为客服畜群单一化而出现的生活困难，想尽一切办法让收入多样化，从而支出也出现全新的多元化趋势。有的牧民租用未禁牧区域的草场，利用农用车辆把畜群转移过去，牧忙时雇佣帮手，以牧业生产的收入补贴城镇里生活的孩子和老人，尽量让孩子和老人在城镇中的生活有序进行。

  社区居民生活信息的迅速化和集中化是“城牧互动社区”的主要特征之一。社区居民会通过城镇便利的交通和通讯设备，将会比之前更快、更准确地对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做出群体性的反应。

  目前，图古日格嘎查220牧户中有180多户被安置在政府承建的海流图牧民小区。进城的牧民通常以嘎查为单位，自发组织建立各类微信群，共享禁牧补贴、工作机会、生活起居等生活信息。随着牧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牧民的生活认知领域的转变是极其微妙的。人口快速流动，不同职业、民族人口的混合状态和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建设等因素的促使下，嘎查牧民群体以及城镇人口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磨合，相互协调，出现了整合信息资源的现象。因此，“城牧互动社区”中社区居民生活信息的迅速化和集中化促使牧民群体性地主动或被动状态下纳入到城镇—牧区连接性的生活网络，使他们拥有敏锐的市场及政策变动的观察能力。

  “城牧互动社区”具有社区家庭内部空间的扩展化的特征。虽然基于现代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社区的时间与地理空间被压缩，但是社区家庭内部的空间却扩展化了。传统的“牧区社区”家庭居于嘎查的地理空间内，而新型“城牧互动社区”家庭实际空间已经扩展到嘎查—城镇的地理空间范围。家庭内部空间的拓展虽然有益于家庭的各类经营性活动，但是无形之间增加了共同生活的亲属之间的分离次数，并增加了家庭壮年劳动力的负担。

  如上所述，搬迁到附近城镇的牧民虽然在城镇内从事各类职业，但他们并未完全离开牧业牧区。他们在嘎查境内有自己的草场和畜群，平时把畜群委托给亲属和朋友照料，牧忙季节返乡帮忙。此外，因嘎查小学合并到城镇，年迈的牧民常年需要在城镇生活，照顾上学的孙子辈儿。年轻一代家庭的壮年劳动力时间、精力全部倾注于家庭经营和生产性的活动，常年往返于城镇和嘎查之间，增加了他们的劳动密度与强度。从图古日格嘎查的情况去看，新型“城牧互动社区”家庭内部地理空间的扩大，范围分布在海流图镇-图古日格嘎查-甘其毛都口岸。成年牧民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常年穿梭于这一地理空间内，承担着城镇—牧区的互动“任务”，成为“城—牧两栖人”。这种家庭内部空间的扩展化在如今内蒙古牧区并不陌生，能够说是一种常态。

  社区生活的便利化与丰富化是“城牧互动社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与“牧区社区”相比较，“城牧互动社区”的社会活动空间扩大，牧民在嘎查与周边城镇之间的活动变得频繁。牧民生活中的所有的领域都与城镇—牧区的生活空间发生关系，城镇—牧区资源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加以利用的“社区资本”。从而，牧民开始利用城镇—牧区两种资源，在统筹两种资源形式，尽量使生活变得便利而丰富。

  城牧结合条件下，牧民可以享用城镇内的水循环系统、供暖系统和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和医疗机构等资源。从而，他们在牧区生活中也有意识地改造基础设施，使得牧区内的生活更加便利化。随着“城牧互动社区”的发展，在政策鼓励和市场便利的前提下，牧民在牧区生活中变得更注重现代房屋配套设施。他们在房屋旁边打自备水井，并安装小型压力罐供水系统和化粪池，修建家庭式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用上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从而室外旱厕逐渐被淘汰，牧区卫生条件大幅提高。

  虽然牧区城镇化是内蒙古牧区现代化的一种趋势，是“城牧互动社区”形成的前提，但是“城牧互动社区”的形成具有社会、经济、文化统筹发展的综合互动性成因。

  城市-牧区二元社会的时空压缩是“城牧互动社区”形成的主要成因之一。与社会学视野下的传统城市—牧区二元时空转换不同，基于现代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城牧互动社区”的时间与地理空间被高度压缩，最终形成了“城牧互动社区”。

  内蒙古牧民群体中现代通讯设施的普及促使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牧民利用互联网虚拟空间同在于嘎查集体空间内。与此同时，现代交通工具也有效缩短了城镇与牧区的地理空间，从而牧民的生活活动空间同在于城市与牧区。正因这种新型的城市—牧区二元社会的时空压缩已经打破传统的城镇—牧区二元社会的时空距离，促使城市—牧区之间的互动频繁化，从而促成了“城牧互动社区”。

  城镇—牧区资源共享是“城牧互动社区”形成的另一个主要成因。穿梭与城市—牧区之间的牧民充分认识不一样社区的资源优势，并开始充分的利用两种“社区资本”。

  图古日格嘎查牧民主动性地利用“城市社区”的医疗、教育等机构和市场所需的工作机遇；与此同时，他们还依赖于“牧区社区”的“老资本”—草场和牲畜，享用统筹城镇—牧区改革发展中的红利。例如，笔者在田野采访中发现，有牧民在海流图镇通过开出租车可获得较客观的收入，同时他也会领取他家4000亩草场的禁牧补贴（禁牧后每年补助是4.95元/亩）。他于2008年在海流图镇上买了一套楼房。这套楼房是他年迈的母亲养老的居住处，也是其子女就读镇内设立的中小学所需的居住场所。

  蒙汉双语教育的普及是城市—牧区互动以及“城牧互动社区”形成的客观人文条件。城镇中的汉语使用人口规模使“城牧互动社区”内的牧业蒙古族人口对蒙汉两种语言的学习与吸纳变得积极。牧业人口通过双语教育掌握蒙汉两种语言，使得在现有中蒙口岸贸易扩大的情况下，具有更便利地享用城镇市场上的各类就业机会。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内蒙古地区的蒙汉双语教育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城市—牧区的互动频繁化，蒙古族年轻牧民已经掌握蒙汉双语通用的能力。这些掌握双语能力的牧民人群进城后更加容易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托起城市—牧区间的互动“任务”，成为“城牧互动社区”形成的客观人文条件。

  本文质疑社会学视野下的传统城市—牧区（乡村）二元论范畴内的“牧区社区”概念，提出新的“城牧互动社区”的概念，并强调城市-牧区二元社会的时空压缩以及互动频繁化现象具有积极的意义。“城牧互动社区”是统筹城镇—牧区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社区形态，是内蒙古牧区现代化进程中充当着加强互动、积极进取的新型社区类型。“城牧互动社区”的特征包括：周边城镇与牧区社区之间互动的频繁化、生产方式的多元化、社区居民生活信息的迅速化和集中化、社区家庭内部空间的扩展化以及社区生活的便利化和丰富化等。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统筹城镇—牧区改革发展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诸多方面健全、发展的实际成果之一。总体上，牧民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新型“城牧互动社区”是内蒙古牧区现代化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内蒙古牧区现代化进程相关研究中，牧业政策、市场冲击对于牧民社区通常被视为外部刺激，进而认为牧民和他们的社区处于被动地卷入国家政策治理以及残酷的市场之间的竞争当中，从而牧民群体也成为时代巨变下被同情的对象。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反思牧区现代化过程中，牧民所处的“徘徊在变与不变的边缘”和“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状态有其合理性。并且，“这样的徘徊在消耗了大量社会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生态资源。”显然，“徘徊”呈现的也是牧民现代化进程中的被动性的一面。

  但从另一角度讲，牧民的“徘徊”也有主动的一面，至少在不同年龄结构的牧民群体中呈现出“徘徊”所包含的主动性。那些“极力想保留传统的游牧生活”，试图回到传统的“牧区社区”的牧民通常是年迈牧民群体。他们的身份认同与牧区故乡（Nutug）绑在一起，从而并不觉得自身是城市人。而年轻一代的牧民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常年穿梭于城市与牧区之间，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城—牧两栖人”。他们充分的利用现代化的红利，积极享用城镇—牧区两种“社区资本”，为各自家庭生活的下一步做出更有利的选择。这是牧民在“徘徊”中呈现的主动的一面。从牧民的城市—牧区资源共享的经验观察，在国家牧区政策和市场之间的竞争面前，牧民主动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不可忽视。“城牧互动社区”的居民基于便利的现代交通、发达的通讯设备和社区居民生活信息的迅速化和集中化，拥有群体性的市场、政策变动的观察能力。因此，“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牧民也能够理解为积极“互动在牧区与城市”之间的穿梭者。换句话说，牧民的“徘徊”能够理解为牧民与时代、生活环境之间“互动”的形式之一。

  总体而言，“城牧互动社区”是内蒙古牧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趋势、阶段，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城市—牧区一体化阶段，牧民对于生活形式、职业身份有选择性，根据生活中的机遇主动做出判断。多元的、机会开放性的社会环境会使其成员变得更包容、进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内蒙古城市—牧区将会呈现出更为新型的发展模式。

  【注】文章原载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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